《国际新闻界》新闻学年度综述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束开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惠一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作为新闻学研究最具韧性和稳定性的领域之一，过去一年国内学术界对新闻理论议题的探讨稳中求进，尤其注重对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理讨论。“何为新闻”的元概念探讨，在知识转向、关系价值、中介性以及隐喻构造等多元视角中进行了阐释。

　　就内在学理构建而言，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对“他者”的依附性较强，着重表现为对西方相关理论、方法与视角的过度依赖。但与此同时，当代中国为新闻实践提供了最具活力的现实场景， 涌现了很多时代性问题， 这些问题超出了既有新闻学知识体系的解释边界，亟需知识创新和理论突破予以回应，这是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必要性与驱动力（张涛甫，姜华，2023）。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离不开对数字与智能实践的整合回应，其中最为基础的工作在于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的概念体系。而概念体系的整体性更新完善，根源于概念体系对象领域的整体性结构变革。当前，新闻学术界对概念体系的构建工作主要表现为两大维度：一是对传统新闻学中基本概念的重新阐发；二是依据传统新闻时代没有的新现象和新实践，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但这两个维度只有逐步化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概念体系，才能构建起新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杨保军，2023a）。当然，促成概念体系的发生和深化，其核心要旨在于形成自主的新闻学问题体系，研究认为，当代中国新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可以依据新的实际变化与发展趋势从“四大问题体系”着手去建构，其中，“人与新闻的关系问题”是新闻学的总问题，由此所延展出新闻本体论问题体系、新闻业态论问题体系、新闻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问题体系以及新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宏观面向（杨保军，2023b）。

　　具体而言，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不断开掘并夯实新闻理论研究的一系列元概念。其中，“何为新闻”在当前急遽变化的新传播技术语境下，一直保持着既鲜活丰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学理内核。新闻作为知识虽然是传统新闻时代由中西方学术社群构建起来的学术共识，但对新闻究竟表现为何种意义上的“知识”一直处于某种卡点上。据此，研究者认为在“后真相时代”以及变迁中的数字新闻生产语境下，新闻正在从“知晓类知识”向“理解类知识”偏移，这为新的新闻生成模式创造了条件，在新闻文化权威逐渐式微的当下，赋予了新闻构建“认知权威”的新角色（王建峰，2023）。因此，新闻并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符号表征或话语建构，在现象学意义上，新闻是连接人与现时世界的中介，新闻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以经验主义、还原主义和权宜之计的方式去界定新闻，将新闻视作人与相割裂的“报道”“事实”“信息”和“工具”是形而上学思想下理解新闻的误区（李泓江，2023）。也就是说，人们需要从人与新闻的关系面向而非本体论角度来界定和理解新闻活动现象。中介新闻观念是提出新闻关系价值的根本缘由，新闻关系价值的实现不仅能够增补人们对事实世界的认知，而且有益于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减少误会，进而有可能形成共识、塑造共同体意识（杨保军，余跃洪，2023）。此外，作为新闻中介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抓手是隐喻构造，包括“把关人”“边界工作”“议程设置”“知识沟”等经典概念的提出和被认可表明隐喻已作为成熟的理论化工具而存在。隐喻亦是社会科学进行理论化的重要策略，但当前的新闻学研究尚未充分重视隐喻构造在概念化和理论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如何构造并将隐喻理论化”或许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路径（白红义，2023）。

　　伴随新传播技术形态的不断演进与快速跃迁，传统新闻文本叙事的整体逻辑正在遭遇多维度重构。对此，研究者们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地理遥感、数字叙事结构以及情感化逻辑等技术实践与内在学理的面向，重新思考作为新闻生产结果的静态文本叙事所表现出来的新变化与新特征。

　　相对于传统新闻叙事所诉诸的纸张与屏幕，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了以交互“界面”为终端的新闻文本阅听中介，有研究认为，“界面”是区别于围绕“文本”组织的传统新闻叙事的重要观念基础，以“界面连接”取代“文本构造”构成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再造新闻叙事结构的核心线索，面向人机耦合的目标，这被进一步强调为以开放性连接为叙事机制、以模型化连接为叙事手段、以情感化连接为叙事语法（何天平，2023）。此外，近年来逐渐被推广应用的卫星遥感作为新闻文本生产的另一新技术行动者，进一步推动了融合地理叙事在新闻生产中的类型化，遥感新闻生产在切实回应了“空间中的媒介”与“媒介中的地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传播地理学象限。一方面，空间作为媒介维度，卫星遥感技术推动了新闻叙事中对空间的重塑，并呈现具体行动者的生活样态，凸显关怀，传达价值；另一方面，地方作为媒介维度，卫星遥感新闻通过时间对比叙事，重塑地方意象，渗透情感情绪（肖珺，于林海，张过，李梦婷，2023）。

　　当前，数字化、多媒性、互动性为核心特征的融合新闻成为新传播技术重塑传统新闻文本叙事的主流范式，由此，数字新闻叙事学逐渐获得理论层面的凸显和延展。就空间叙事而言，传统的空间叙事更多地依赖于因果关系、联想结构和经验系统，而融合新闻的空间叙事则超越了传统的“生产”逻辑，转向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成”逻辑，并在现实表征、结构图式、认知媒介以及主体实践等多元维度展现了一种生成性的组织方式和意义结构（刘涛，黄婷，2023）。在实践肌理上，基于融合新闻叙事对新型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回溯性研究发现，内容生产仍然是当前大众媒体的重要价值体现，智能化泛信息生产取代传统单一的新闻采编流程，这使得以泛内容生产突破生产边界，连接广泛资源，实现内容与运营有机结合，促进了智能生态体和泛内容生产平台构建（吕尚彬，李雅岚，2023）。

　　此外，从新闻文本与用户新闻消费的关系着眼，当前的数字新闻叙事呈现出逐渐显化的情感转向。情感化新闻叙事在用户端甚至构建起了一种超越信息获取动机的“文本疗愈”效应。情感化新闻叙事内蕴着一种超越了传递信息的介入性价值，这种介入性效用为新闻业提供了传递信息之外的“附加值”，令新闻成为不确定时代社会情绪的重要稳定器，由此搭建起来的新闻业情感网络有有益于数字新闻生态的良性发展（田浩，2023）。相较于感性的情感化新闻叙事，更强调理性的环境新闻报道亦从数字叙事角度积极探索媒体的介入性，以此增强公众的环境素养，由此形塑了环境新闻生产的数字参与实践。研究发现，以内容原产型及数据整合型为代表的环境新闻的众包生产方式，通过表征、景观、体验及参与等多元数字叙事实践释放了环境议题表征与叙事的想象力（刘涛，庞宇瑶，2023）。

　　大众传播时代的现代新闻业之所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新闻产制流程，其重要原因在于新闻生产常规，即例行化的成型与维系。互联网语境下，既定新闻常规无疑受到不断冲击，研究者们对此展开了长期的系统化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机共生、流量逻辑、技术嵌入性、用户参与等实践要素的持续介入下，传统新闻常规或许已完成重构的复杂进程，并发展出再职业化的内在逻辑。

　　整体而言，由新传播技术所重塑的新闻业在新闻常规方面，不仅彻底摆脱了传者中心立场，且在职业新闻记者与智能技术的关系维度上，渐趋接受并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协作式新闻生产”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闻常规创新方案体现出中国式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特点，即最关键的因素是外部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对网络新闻采编权这一中国特色制度的执行与阐释，解决自身资源局限、塑造新闻权威是多元行动者参与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直接动机（庄永志，2023）。从新闻编辑部内部视角观之，协作式新闻生产常规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自动化技术如何顺畅地嵌入当前处于不断调适中的新闻生产过程。研究认为，“自动化到底会如何影响新闻业的未来”这一重要议题需放置在新闻实践链条中，并经由新闻生产实践的独特性，才能得到更好的解答。新闻实践可视为由不同新闻工作组成的链条，不同新闻工作所要处理事实的可数据化程度和进行价值判断的复杂程度，决定了自动化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嵌入可能（王辰瑶，秦科，2023）。此外，就新闻筛选常规的新闻价值而言，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价值的共识性判断，影响着数字新闻语境下这一传统新闻常规的稳定性。从价值客体拓展来看，一方面，新闻从业者进行价值判断的对象由过去较为单一的“新闻文本”，变为融合了视听要素、交互体验、时空情境等多重元素的“新闻产品”；另一方面，新闻价值要素的构成内容上发生了显著变化，新闻透明性、互动性、建设性、可分享性、沟通性、视听性、迫切性、需要性、交互性等价值要素受到普遍认可（吴璟薇，霍旻含，木兰，2023）。

　　在更为具体的实践层面，以流量逻辑、用户评论等为代表的新行动者要素，成为重构传统新闻常规重要驱动力。就主流研究路径来看，以点击量、阅读量、播放量等为指标的流量逻辑破坏了新闻机构的运作方式及其价值体系。在流量数据的压力下，地方新闻媒体往往会通过虚构、改造点击量来维系自身在职业场域中的“面子”问题，这表明传统新闻机构并未按照数字传播的规律进行变革；凸显“高点击量”已然成为传统新闻机构在“面子事情”运作下的一种全新数字政绩（张寅，2023）。但是，亦有研究认为当前的流量逻辑正在从一种异化新闻生产的技术敌托邦效应逐渐“正常化”。与此前的“冲击-回应”模式相比，对主流媒体而言，流量不是逼迫其变革的冲击性力量，而是其“对抗-吸纳”的对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当国内主流媒体以其稳固的、具有防御力的实践与价值观念，面对着流量这一新鲜的评价标准时，它们会依照自身的语境重新为其赋予意义（张雪，田自豪，2023）。相对于泛在的新闻流量，用户评论逐渐成为传统新闻生产流程的内在构成部分。不过，用户评论对新闻生产常规重构方式上呈现出相当复杂性。研究指出，新闻从业者对于用户评论可见性的管理，其目的是维护新闻文化资本、延续职业权威。一方面，用户评论的存在虽然更新了工作流程与生产常规，他们也在公开话语中频繁表达对于用户评论与用户参与的欢迎，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在编辑部场景中普遍表达出对于用户评论的消极态度，新闻从业者并未因用户评论的存在而改变新闻选择的标准（王斌，张雪，2023）。

　　近年来，在数字新闻语境下，新闻用户研究逐渐成为与新闻从业者研究、新闻生产研究三足鼎立的新闻实践学术领域。更重要的是，围绕用户新闻消费现象所展开的学术探讨逐渐形成多元且相对稳定的议题群。譬如新闻偶遇与回避、新闻分享、对信息茧房假设质疑以及人机关系视域中的新闻消费等话题，较为充分地凸显了新闻接受研究既注重对话累积又兼具前沿探索气质的学术图景。

　　与传统新闻时代的新闻接受属性相比，社交媒体语境下的新闻消费情形更多表现为“偶遇”而非“给定”。但这使研究者们担忧用户是否会进一步丧失自主获取新闻的驱动力，特别是更加漠视严肃新闻。对此，实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技术线索和信息叙事线索对于成功启发人们阅读偶遇新闻的影响不一。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热度甚至显著抑制了用户的新闻阅读，相比之下，用户更愿意受控于自己社交圈层中的好友热度提示，通过知晓并参与社交好友流行的新闻阅读（杨洸，佘佳玲，2023）。但是，相较于用户新闻参与实践的复杂情境，社交媒体上偶然接触新闻对于提升中国青少年的政治知识和社会参与水平均具有积极显著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偶遇新闻作为数字媒介场景下一种日益普遍的公共信息获取方式，或可在潜移默化间实现对于青少年政治兴趣的涵化、知识视野的拓展和行动卷入的提升，为我国传统宣教模式主导下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提供一种新的媒介化路径（闫文婕，窦培育，2023）。

　　如果说新闻偶遇确证了用户在数字语境下应对新闻接触的某种消极性，那么，新闻回避则彰显了他们主动避免新闻接触的积极性。而且，与彻底屏蔽不同，数字新闻时代的新闻回避行为实质上是用户在保证基本信息需求前提下的能动性、情境性策略，并以此更好地应对众声喧嚣的信息环境，疏解重重累积的负面情绪，进而重构个体的主体性。当然，短期内的新闻回避有助于疏解用户的负面情绪，然而一旦新闻回避成为惯习，长期而言将不利于公共议题的认知形成与用户的公共参与（王斌，黄婧，2023）。就新闻回避现象得以出现并广泛存在的内在机制而言，新闻回避并非个别用户的随意选择，而是在当下新闻生态中多方互动的必然结果，其中用户对新闻生态的信任是关键因素，这说明新闻回避在本质上是涉及媒体信任的社会心理范畴，重视新闻生态系统的信任再造是缓解用户回避新闻接触，进而淡漠新闻参与的重要路径（仇筠茜，2023）。

　　新闻偶遇与回避现象进一步导致用户对新闻接触与消费表现出持重和谨慎，而在此情形之下的新闻分享是否会更加稀缺呢？情况或许没那么简单，从用户心理来看，新闻分享更多体现为一种价值决策过程。研究认为，社交媒体语境下，个体虽然不能很好地辨别假新闻，但依旧表现出对高准确性的要求：即个体更愿意分享自己认为准确性高的新闻，更不愿意分享准确性低的新闻。与此同时，基于信息分享的感知价值，个体的分享意愿受到新闻事件属性的影响，相较于负面以及中性新闻，人们更愿意分享正面新闻，表现出积极偏向（陈婉婷，何清华，2023）。也就是说，用户新闻分享表现出较为理性的价值偏向，而这种理性价值亦会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视信息茧房假设的合理性。对此，研究发现导致“信息茧房”的核心不是推荐机制本身，而是人为设计的推荐算法的内部偏差，这说明算法设计本身确实可以成为破茧之道，有效地影响用户的新闻消费行为及多样性。而且，用户的行为和拥有的自我选择个性化空间不同，这也将直接影响曝光新闻的类型多样性以及最终新闻消费的多样性（刘茜，汤清扬，闵勇，傅晨波，赵芸伟，2023）。

　　随着人工智能在新闻写作中日渐广泛的应用，AI机器人新闻正在成为用户新闻接受的重要文本来源。那么，如何提升公众对机器人新闻的认可度？研究发现，在提升用户对机器人新闻评价方面，“新奇感”发挥了促进作用，用户对机器人新闻的喜爱度是决定其互动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由此，唤起公众的情感参与是提升其对机器人新闻接受度、喜爱度和互动行为的重要路径，机器人新闻可以运用“情感”元素来增添人情味，而不是仅仅强调AI 写作相比人类写作的客观性、公正性（陈阳，李宛线）。不难发现，这种人机关系视域下的情感化新闻消费因应了新闻用户从主动公众向情感公众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过程的驱动力主要在于数字媒体的互动可供性给新闻消费提供了介入性的行为逻辑，在情感的催化与技术的赋能下，新闻用户逐渐对新闻生态形成了自觉的“介入”意识并不断开拓各种介入性的新闻参与实践模式，业已成为连接新闻与公共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纽带（常江，朱思垒，2023）。

　　在行业转型与发展的迫切寻唤下，新闻创新成为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年，研究者致力于从理论层面拓展新闻文本概念，关注实践中或成功或失败的多重新闻创新经验。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将事实核查作为新闻创新的重要实践形式，围绕其进行了多样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除了非虚构写作、数据新闻等已成显学的新闻样式（news genre），国内外学者还提出过众多新闻文本类型。研究者从文献中爬梳出43个新闻样式相关概念（韩德勋，2023），其中，有的概念已顺利进入国内外业界实践，如实行付费墙的付费新闻（paid news）、通过传感器收集信息与数据来进行新闻生产的传感器新闻（sensor journalism）、基于用户生成内容的众包新闻（crowdsourcing journalism）；有的曾由学界热烈探讨，却依旧难以在实践中被识别，如在生产中应用积极心理学的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使用长篇格式和叙事原则的慢新闻（slow journalism）；还有的概念在内涵上与常识或既有新闻类型重合，但被学术化赋名为新的细分类别，如越快越好新闻（ASAP journalism）目的就在于使网页内容不断更新以吸引读者停留更长时间，体现出新闻加速背景下对时间性的追求。丰富的概念从理论层次编织出新闻创新的潜在路径，但当前研究停留于枚举，概念落地还需有可嫁接想象与现实的技术手段。

　　国内新闻创新的实践领域并非一帆风顺。曾经红极一时的“我们视频”“梨视频”“趣头条”“看点快报”如今都成为研究中的失败案例，但也为未来的新闻创新提供了经验。研究认为，新闻机构若想取得创新实践的长久成功，充足的资金、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积极的人才团队、足够的技术掌握、优质的内容以及合乎官方管制的运营，缺一不可。其中技术创新是新闻创新的核心场域，新闻内容品质是决定创新成败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在中国语境下，得到官方的认可极其重要，甚至是必要的（刘战伟，刘蒙之，2023）。

　　事实核查是新闻创新在微观层次的实践形式之一。其起源于现代报纸诞生之时（周炜乐，方师师，2017），近年来在愈发复杂的信息环境中重新触发了价值。相关研究既有从宏观层面探讨事实核查报道之于纠正偏见、促进信息交流的意义，也包含以核查主体、报道文风为变量，对中国语境下事实核查微观效果的实证探索。

　　从宏观层面看，对科学方法与专业规范的恪守，使事实核查被赋予接近真相、塑造真实的期待。由此，在西方媒体上，与传统的涉华新闻报道相比，事实核查报道更有希望塑造出去偏见化的中国形象。尽管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在事实核查中努力接近真实中国的同时，仍无法突破底层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但这种“努力”的存在，使得事实核查仍能作为国际信息交流的突破口，相关机构的对接合作可能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

　　具体到国内语境下的应用层面，事实核查最核心的作用在于纠正读者对虚假信息的认知，提升人们辨别新闻真伪的准确率。实证研究表明，事实核查至少能在短期认知上纠正错误观念、夯实准确认知，可能成为新闻业帮助公众应对信息污染的干预措施（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2023）。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事实核查需具有广泛的传播力，报道发布主体、文本风格都可能影响核查的纠偏效果和读者行为。与西方高度机构化、专业化的事实核查实践相比，我国的事实核查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新闻媒体旗下的核查部门、专业事实核查平台和通过举报、发布“辟谣”参与信息纠偏的网络民众；在文本风格选择上，可以客观列举事实，也可用亲民口吻娓娓道来。当前研究证明，当纠偏阴谋论信息时，专业人士用亲民化语言风格写作的事实核查报道最能降低读者的阴谋论信念（刘于思，闫文捷，周睿鸣，2023）。值得注意的是，缺乏专业口吻的民众“辟谣”信息会降低读者内心对事实核查报道的好感度。由于大众在阅读信息时并不会仔细辨别发布主体，对该报道类型整体好感度的降低，可能导致其未来对专业核查报道亦不重视。这一方面表明，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明确公共价值指向的新闻体裁可能不适用参与式新闻的生产理念；另一方面，专业新闻媒体需要事实核查作为自救式的创新实践，事实核查也需要专业媒体无可取代的公信力与体制内资源，二者相互呼唤，拥有可观的发展空间。

　　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话题，时间是观察新闻业发展的重要维度。2023年的新闻时间性研究呈现出研究层次、研究群体和分析范式的多样性，新闻文本、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得到了关注。有趣的是，在描述时间加速背景下的新闻工作实践时，不同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体现对时间的认知方式有区别，由此导向了不同氛围的工作场景。

　　新闻加速已成为业界与学界认证的事实，技术变迁、信息高速流通、媒体融合战略驱动、用户主体性提升等要素共同促使了这一现象形成。在此共识下，研究者进一步发现新闻时间加速不仅外化于新闻生产层次，还内化于文本内容层次。通过抽样分析1980-2020年间国内五家报纸（《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文本中的时间要素，研究发现，愈来愈多的报道提及新闻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包括几月几日、几时几分一类精确时间描述，也包括春季、寒露等季节、节气代词），且提及的位置有前置倾向，譬如在标题就点出时间要素；同时，文本中提及的确切时间与报道发布的时间差不断缩小，意味着新闻的时效性整体加强（王海燕，刘湘大连新闻体育，2023）。

　　那么，我们能够抵抗加速主义吗？十余年前，“慢新闻”（slow journalism）在国外新闻学界生长起来，试图通过反向倡导“慢”来解决新闻生产、传播以及消费方面存在“速度膜拜”问题（刘自雄，陈黎明，2018）。研究者认为，“慢新闻”蕴含一定文化批判性，但终究是沉溺于假想效果的乌托邦（郭毅，2023）。回顾过去，这种以极端对抗极端的策略并未催生长期有效的实践。

　　当目光真正落入现实时会发现，比起寻找加速的“解药”，新闻从业者采取的策略更多是在动态的工作流程中尽力寻找“平衡”。这种平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快速产出和专业追求之间的平衡；二是工作时间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在平衡策略的行使上，不同媒体的从业者呈现出不同样貌。研究显示，澎湃新闻“美数课”栏目团队人员常处于时间压力之中，如抢发稿时效、赶发稿周期、高频维护产品，在此情况下，个人时间常被调用（加班），甚至出现严重影响睡眠的极限情况。但通过多样、灵活的团队运作方式，稳定独特的新闻生产节奏，团队成员在产量、行业地位和受众影响力等多重考量之间达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自洽（陶文静，张宇昭，2023）。然而，对广电、报社（包括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证券报等）的从业者而言，新闻时间加速消弭了工作与个人间的时间区隔，使他们陷入失序的“沼泽”（刘战伟，2023）。对比上述两种不同状态可以看出，首先，两个新闻从业者群体对时间的认知与应用方式存在区别，在前者看来，时间是在复杂媒介生态中用以实现多重目标的策略资源，但对后者而言，时间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其次，二者所处的新闻机构在性质、历史、规章、工作惯习方面均不同，这启发我们反思组织制度、工作传统等环境要素与从业者心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新闻文本、新闻生产者之外，研究者亦提倡关注新闻加速背景下的受众。事实上，受众不仅是新闻的消费者，还是新闻加速现象形成的驱动者之一。比起作为被动承受方的新闻生产者，受众与新闻加速之间有着天然的互动关系。譬如，用户对媒体的“催更”行为显示出二者互动关系的重构，技术赋权使用户地位崛起，侵入媒体从业者可见的前台，以集体、持续的方式催更媒体，迎合并加重了新闻加速进程（蔡雯，伊俊铭，2023）。长此以往，可能带来媒体专业权威的丧失危机，从业者亦面临情绪崩溃风险，在此情况下，媒体可通过主动交流的方式积极尝试化解矛盾。另外，加速主义现实对整个新闻生态、社会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方惠，曹璞，2023），新闻时间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受众的生活？加速主义使新闻的速朽性质更加凸显，这将如何影响人关于铭记与遗忘的记忆政治？这些都是未来有待展开的研究问题。

　　媒介技术浪潮为新闻业带来众多变革，但新闻从业者是新闻生产不变的核心主体。作为“具体的人”，新闻从业者的心理与行为中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关注他们，就能描绘出当下新闻生产的底层经验。2023年，相关研究仍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着力点。研究者常以新闻社会学为范式描摹不同细分领域从业者的生产常规，显示出从业者对职业的认知框架差异化流动着，并倾向于在不断反思中继续生产实践。

　　在数字技术嵌入行业的背景之下，传统媒体从业者产生了差异化的应对状态。有人跳出传统直接拥抱新技术原生组织，有人在危机感中积极推动传统组织的转型或尽力跟随转型政策，亦有人在倦怠中抵抗和逃避技术冲击（张静，2023）。个体的主观认知无法改变技术在新闻场域的重要性事实。新闻从业者对数字技术的接触程度（digital access）与使用能力（digital competence）组成了其在新闻新闻场域持有的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Ragnedda，Ruiu & Addeo，2020）。研究表明，数字资本能促进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拥有较高数字资本水平的人在求职、升职、获得高薪方面可能性更大。从性别维度看，国内男女从业者之间的数字资本持有情况存在差异，二者擅长的技术类别明显不同。女性更擅长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视频图文等内容创作，但掌握编程技术的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数据亦显示，男性能比女性更有效地将数字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由此，新闻机构与从业者需采取一定策略，来避免这种差异带来性别间数字鸿沟的扩张（何映霏，张国良，2023）。

　　技术催生出多种非传统的新闻职业行动者。例如，为了投入传统新闻单位的新媒体战略，一部分供职于电视台、报社等机构的从业者开设短视频账号，在抖音平台上做起新闻。显然，这种工作内容转变并非完全的个体选择，但具体到从业者在平台上的内容生产流程和发布内容后的风险承担，却呈现出个体化的责任制。他们缺乏组织给予的资源支持与庇佑，没有编辑部实体空间，生产条件简陋。这一方面揭示出“打两份工”的从业者处于隐蔽的劳动剥削中；另一方面，于他们自己而言，当传统职业精神与专业主义遭遇到平台逻辑与流量机制，生产创作的标准无可避免地向平台流量标准看齐，长此以往可能出现职业认同危机，去现场化的生产环境，也会带来的专业技能和知识退化（龙强，冯强，2023）。

　　相较而言，数据新闻是新闻与技术嫁接的成功案例，其创作者社群已发展出稳固的生产常规与职业认知。于他们而言，对数据的获取与评价标准构成了最基础的职业意识形态。研究总结了从业者评价数据四个维度：近用性，要求数据应以规范标准、易被获取的形式公开；颗粒度，数据应追求精确、细致的高颗粒度；结构化，强调数据的数学变量特征显著，方便进一步分析处理；复用性，指数据拥有被反复运用的资料价值（周睿鸣，李梓音，2023）。回溯数据新闻进入国内学术视野之初，其基本特征便包含“以公开的数据为基础”“以服务公众利益为目的”（方洁，颜冬，2013），从业者的实践是对数据新闻初衷的回应，有利于促进这一新闻体裁积极发展。

　　研究者笔下的新闻从业者实践始终包含着认知上的调节与反思。论及原因，一方面，发轫于传统时代的行业遭遇新时代的技术逻辑，从业者自然落入了一种“新技术逻辑”与“旧职业规范”的比较框架，观念与实践在其间不断徘徊。他们肯定AIGC技术对媒体转型所谓积极作用，认为其为内容生产提供搜索能力、整合能力和定制能力，同时顾虑AIGC可能带来的专业边界消解、价值导向失控、虚假信息、隐私泄漏、版权归属等问题（谢湖伟，简子奇，沈欣怡，2023）。当下，业界与学界均在批判中期待着AIGC与新闻业的进一步融合实践。另一方面，为了保障新闻作品的大众属性，从业者需不断审视生产过程中的精英话语参与。通过观察国际新闻记者的生产常规，研究者提出，从业者往往有意识地避免精英信息源操控新闻框架建构，尽量反映多元声音，在自身与媒介组织的层层把关中将新闻文本整合成易于被国内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张洋，2023）。

　　制度与政策规制着新闻行业发展的方向，每次改写都形成行业变革的节点。由此，相关研究多以历史视角回顾媒介或政策的铺展过程。当下的新闻行业中，“媒体融合”是与政策关联最紧的概念，自然形成了相关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与几年前相比，媒体融合研究的关注点从规划、人才、盈利模式等方面转移至了技术，技术变量对新闻制度、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效果带来了深刻影响。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技术的空间分布、媒介特性与使用成本能够建构人们接触信息的制度。研究考察了近代中国历史中，作为广播载体的收音机在基层地区的覆盖情况，发现收音机在不同类型县级单位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加之声音媒介的传播范围有限，直接限制了全国范围内人们对广播的接触（朱至刚，2023）。彼时广播这种“新媒介技术”的使用成本较高，维持少量公用收音机的使用也并非易事，由此在建国以前的历史条件下，广播最低只能下沉至县级，无法铺展得更广。

　　时代发展为技术运用创造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自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颁布，十年来，政策对技术要素的关注度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势（朱春阳，刘波洋，2023），为技术使用建立合法性。若将视野下放入实践层面，调查研究显示，县级融媒体的技术赋能现状十分积极，核心功能铺展广泛，亦有部分县级融媒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对技术平台的使用现状感到满意的县级融媒占到六成（朱鸿军，李喆，2023）。但技术并非县级融媒场域的唯一行动者，技术应用的效能不仅取决于技术系统的运作，还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取决于嵌入其中的社会系统运作，取决于机构的具体规范，以及具有中间连接性的人类工作（王家东，2023）。在实践中，技术本身并无法突破组织的顶层规划和技术使用者的观念，即使是核心技术也可能被弃之不用，譬如，研究者在县级融媒田野中发现，云平台虽然有着向下覆盖的信息流功能，但事实上信息的主要传递渠道是不同级别的微信群。

　　在政策层面上，“重技术应用，轻体制创新”的规制偏好（朱春阳，刘波洋，2023）反映出政策对时代潮流未加审视的顺从；渗透至实践层次后，带来技术与基础设施、社会系统、人的观念行为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也建构了当前学术研究中单一的技术视角。未来研究仍可将技术作为背景，而将目光聚焦于作为数据新闻业实践主体的媒体本身，譬如，媒体如何放置技术，如何管理技术与人力的配合。除此之外，亦可关注新闻行业的体制创新，大至国家的相关宏观政策，小到媒体内部的具体规章，从中发掘新闻业获得生机的根本路径。

　　人与数字智能技术是新闻生产中最活跃的行动者，在不同媒体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过去一年，相关实证研究聚焦于受众、媒体从业者对技术的合法性和应用效果的评价。与此同时，思辨研究持续探讨人该如何在强势的技术力量下维护多元主体的和谐及自身的主体性。

　　当技术作为能动性主体与人发生交互，人对其的态度与评价直接决定了技术的应用前景。算法作为广泛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与人类有着合作历史与信任积累，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当人们明知某算法有过失误，对算法当下结果的认同程度会降低，但不会显著影响人对算法系统的整体信任（刘国强，张思雨，2023），这显示出社会对算法技术抱持稳定的采纳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实证研究调查发现，仍有传统新闻编辑室游离于“算法颠覆新闻生产流程”的叙事之外，譬如，有报社对算法采取“有限运用、减缓创新”的策略，利用算法调适现有流程，而不利用算法生产内容。具体而言，他们参考算法机制生成的“热点”来做选题策划，倾向于采用“新闻聚合”策略进行内容生产，顺应不同平台的算法机制采取差异化新闻投放策略，并且，这些投放内容的点击量数据会被纳入考核指标。然而，不够灵活的机构制度使原创性的算法新闻缺乏生长土壤，同时，流量逻辑与职业观念的冲突，仍是横在传统媒体与技术之间的价值观障碍（朱威，王辰瑶，2023）。

　　并不是所有媒体都能像上述报社一样通过主动疏远技术来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大部分媒体仍会或主动或被裹挟着与技术建立深度互动。技术对新闻真实甚至新闻本体的侵扰，对人在新闻场域的主体性冲击，使人与技术的职业主场争夺战在学界理论与业界现实中持续上演。过去一年里，研究者提出了算法治理与新闻实践中应然做法，譬如需要完善新闻算法生态治理规范，包括对新闻算法及其赖以运行的数据和平台的整体治理（王斌，吴倩，2023）。其中，提高新闻算法的透明性是算法治理的重要价值导向，有助于避免人类落入黑箱化的机器控制。在实践层面，新闻学理论应不断反思数据主义和技术崇拜的逻辑，关注主流机构媒体在新闻权威的构建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常江，杨惠涵，2023）。

　　事实上，面对主体争夺问题，学术研究并未显示出迷茫，而是详细辩证了技术的好与坏、技术与人的配合互补方式。如有研究描绘了智能技术参与新闻生产的蓬勃图景（吴璟薇，2023），其中。算法所代表的自动化运作模式构成了智能新闻生产的技术基础，在前期信息采集、内容制作、分发与扩散等新闻生产流程中发挥重要功能。与此同时，人以无可取代的共情力与思想力补足技术逻辑的空缺处，主导新闻事实核查、价值判断、质量把关等感性环节。除此之外，作为2023年的人工智能顶流产品，ChatGPT能够高效整合数据，打造多维交互模式，并激活时间叙事维度，既能博古通今，也能预测未来（郝雨，文希，2023）。但正如ChatGPT自己所言：“我是基于算法和数据训练出来的工具，作为一个语言模型，我没有情感或主观意识。”ChatGPT在意识层面缺乏人的灵韵与关怀，在技术层面亦不够灵活，其效果高度依赖语料库与人的指令，同时，对输入数据的吞没会带来隐私泄露的风险。未来，相关研究可尽量跳出应然的指导框架，深入技术的软件逻辑与人-技互动的实际场景，用新闻社会学范式与民族志方法描述人在职业主场争夺中的具体行动。

　　2023年的新闻史研究所关注的议题范围较往年有所收窄，其中不少研究者回到报刊舆论与公共性、商业化报纸的本地启蒙实践以及中国近代报业的职业化进程等经典话题深耕。研究者们对这些经典议题的重访往往重在开掘中国近代报业与社会政治交光互影中的现代化色彩。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商业报纸之一，其在上海本地市场成功经营的另一面即它对中国近代政治与社会言论场的深刻介入，由此所构筑起来的报刊舆论模式逐渐显现中国现代报纸对舆论领域的专业化追求。研究发现，《申报》对杨月楼案的持续跟进，展现其“文人论证”历史实践的新面向，即为解决“中国文学性”报道方式引发的危机，自证中立，《申报》安排不同的言论出场，这种激发和调节言论的方式，亦可以说是“论”的一种特殊形态，一种操作意见的方式，彰显出报纸开始成为言论场重要的呈现者和调解者（詹佳如，2023）。此外，报刊舆论形塑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作用作为一种晚近的现代社会现象亦值得关注。研究者通过对1905年广州反美拒约运动的考察，认为以学堂学生和报界主笔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以印刷语言为载体试图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认同，新的民族情感与国家想象被逐步建构，并借此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型。这个过程展现了彼时中国各阶层思想意识得以整合起来的可能性，新知识群体引导的舆论动员由意识地向下、向外拓展，这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成为运动的参与者和意见的表达者（梨藜，2023）。当然，近代报刊对中国的重大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舆论生成上，在现代时间观念方面，《申报》对近代中国历法与时制变革中扮演的角色亦是显明的，全球历法时间的变革是传统时序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识，对此，《申报》报头的日期标注与历法变革相呼应。起初帝王年号与干支结合的中式历法占据主导，随后西历逐渐登场，并最终演化为中华民国的国历。“公历”的确认蕴含着中国对全球体系与全球秩序的重新认知，报刊作为历法知识传播的载体，成为时间与媒介互构的重要中介（张磊，许天敏，2023）。

　　近代报刊是中国启蒙现代性的重要助推者，这既体现在其对地方现代思想观念的本地化探索，也彰显于它们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另类构建。首先，近代史上居重要地位的维新思想从中心城市向地方空间的扩散及其历史图景向来较少获得关注。研究发现，京沪等中心城市与地方的维新思想传播和维新实践在时间和方式上相异，以此探索在沿海通商口岸之外维新思想被多元理解的可能性，但是维新思想的地方化实践总体而言仍局限在识字阶层的动员上，未将身处底层的群众塑造成政治变革中的行动主体，这或可视作地方维新实践的“无意识”（余沐岑，宋素红，2023）。其次，相对于近代大报对公共领域的持续构建，处于社会言论空间边缘的上海小报，其在重构公私界限，维护边缘阶层利益的另类实践在主流研究视野中亦不常见。研究者以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上海的棚户驱逐事件为例，认为小报用耸人听闻的话语修辞揭露了一个与主流公共话语相左的事实，将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共问题。在小报的话语中，特权政治精英和传统类型的公共话语不再发挥作用，棚户、贫民以及帮助社会下等阶层的活动者等边缘话语获得了展示机会，以此为主流公共领域之外的底层民众获得上层社会空间注意力资源做出重要贡献（叶俊，王苑奇，2023）。除了向外推进现代启蒙的实践与观念，近代报刊内部也在谋求建立更为职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公共形象，这是一个社会转型与报刊职业变迁之间的互构与“自然史”。中国近代新闻界自初创始，就不断地通过解释自身功能而建构自己的文化合法性，从提倡从业者美德到报纸体例被建构为职业道德规范再到报馆将道德规范列入报馆章程，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建设得以实现了“正当化”和“客体化”，这一过程并非来自政治权力的外部强制，而是新闻界自发建构的职业道德形态，这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夏冰，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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